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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古羅馬帝國中後期，頻繁爆發的瘟疫使業已危機叢生的社會局面更加動盪，而傳統宗教——異教無以應對，於是社會出現了普遍的信仰危機。根據早期教會史家的記載，基督教徒在這個危機的時期，大力宣揚超越利己的教義，並開展了卓有成效的社會救助行動。因此，基督教的影響迅速擴大，皈依者迅速增多，形成了對異教的強大挑戰。從這種意義上說，帝國中後期的瘟疫為基督教的發展與壯大提供了有利的契機，加快了它戰勝異教的進程，並在一定程度上也改變了歐洲社會甚至人類歷史的發展走向。 關 鍵 詞：古羅馬/瘟疫/基督教/超越利己/戰勝異教 自近代以來，國內外學術界探討早期基督教興起原因的論作不時地面世，其中一些不乏真知灼見①。然而，學術界迄今關注瘟疫與早期基督教興起之間關係的探討還較為少見②。然而羅馬帝國時期的早期基督教教父對此都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在他們的著作和信札中多次提到。根據記載，羅馬帝國中後期數次規模較大的瘟疫使業已危機叢生的局面更加動盪.而日漸衰落的異教無以應對。基督教卻在此期間積極地擴大社會救助網絡，對病患施救，並適時地宣揚自己的教義，於是歸信者日眾，教會力量不斷增強，為其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奠定了基礎。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說，瘟疫在基督教戰勝異教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一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各種流行病時常肆虐於城鄉之間，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肉體痛苦和精神折磨。在希臘文中，瘟疫一般用「loimos」(死亡率高)表示，拉丁文則用「pestis」或「plaga」(致命的)[1]60-64。也就是說，那時的人們常把多數難以治癒、死亡率高的流行病統稱為瘟疫，如天花、腺鼠疫、猩紅熱、霍亂、傷寒、麻風病和白喉等。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399年人類和文明的發展簡略瀏覽表清楚地表明，在約80件影響人類歷史的大事中，關於古羅馬時期的大事有13件。其中竟有6件是關於瘟疫的記載[1]60-64。這些致命性疾病嚴重地影響了民眾的日常生活，甚至改變了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 據目前可查閱到的文獻資料，西羅馬帝國時期曾先後發生過四次大規模的瘟疫。第1次瘟疫的記載見於塔西佗的《編年史》。這場瘟疫發生於公元65年，當時「在羅馬城裡，各個階級都有大批人死於致命的瘟疫……」[2]575。第2次發生於皇帝馬克烏斯•奧里略統治期間(Marcus Allrelius，公元161—180年)，史稱「安東尼瘟疫」。一般認為，此次瘟疫是由羅馬帝國軍隊鎮壓敘利亞叛亂後帶回，於164年開始在帝國東部邊境的軍隊中流行。兩年後，瘟疫傳到羅馬城，隨後又波及到其他許多地區。第3次瘟疫見於古典歷史學家索西姆斯(Zosimils)《歷史》中的記載。它開始於公元250年，猖獗了20年之久，其毀滅程度遠較前兩次嚴重。因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約公元200—258年)在信札中記載較多，故也稱西普里安瘟疫。第4次見於著名的教會史學家愷撒里亞主教優西比烏斯(Eusebius，約公元260—340年)的《教會史》，提到4世紀馬克西敏統治時期發生的大瘟疫與另一種傳染病(很可能是炭疽熱)接踵而至[3]414。除了上述4次大瘟疫外。古羅馬時期還曾發生過多次規模較小的瘟疫。學者以往在提及或研究瘟疫時多將之與饑荒、戰爭等一起論述。 這些頻繁爆發的瘟疫破壞性極強。當大瘟疫襲來時，「在羅馬城裡，染上了瘟疫的空氣看不出任何表面的徵象，然而房屋裡卻堆滿了屍體，街道上到處都是殯儀的行列。任何性別，任何年齡都不能保證不成為不受傳染的對象；奴隸和自由人同樣都立刻倒斃。為他們的死亡而哀泣的妻子兒女，在料理喪事或哀悼時在同一柴堆上被火化了」[2]575。安東尼瘟疫期間，死亡的人數多得不可計數，義大利和外省的城市和鄉村變得荒無人煙。僅公元166—167年期間，死於瘟疫的人比戰爭中傷亡的還要多：羅馬城每天死亡2000人，包括很多的貴族[4]14。人口統計資料研究表明。安東尼瘟疫的平均死亡率大概是7％～10％③，而在城市和軍隊中很可能為13％～15％[5]。此次瘟疫還波及到小亞細亞、埃及、希臘等地，導致大批人口死亡，就連哲學家皇帝奧里略也未能倖免。西普里安瘟疫幾乎使帝國的每一個家庭都受到了侵襲[6]429；瘟疫高峰時，羅馬城連續幾周每天死亡竟多達5000人[7]274。亞歷山大主教狄奧尼修斯(Dionysius，公元200?—265年)曾絕望地寫道：「突如其來的瘟疫像晴天霹靂一樣，這真是……比有史以來的任何災難都可怕」[8]185，「地球上的人類在急劇減少，世界正在走向毀滅![9]144」皇帝克勞狄二世(ClaudiusⅡ，公元268—270年)於270年也死於這次大瘟疫[10]438。在4世紀大瘟疫期間，優西比烏斯悲痛地寫道：「一度寫滿名字的戶口簿，如今卻全被刪除，口糧的匱乏和瘟疫的肆虐幾乎一下子消滅了所有人口……到處都倒著一絲不掛的屍體，連續好幾天得不到掩埋，有時會被狗吃掉，這是一幅多麼悲慘的景象![3]414～415」 這些瘟疫的爆發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羅馬帝國的發展走向。數位皇帝在征服過程的瘟疫中死亡，造成了帝國擴張或鞏固帝國疆域的軍事行動中斷。西方學術界研究瘟疫的權威專家漢斯•芩塞(Hans Zinsser)評價說：「羅馬帝國以強大的控制力向其他地區擴張。把整個世界納入羅馬帝國之中的計劃，一次又一次地被唯一更強大的力量——瘟疫——所中斷……④當瘟疫降臨的時候，它就像在暴風雨之中裹挾而來一樣，所有的事物都不得不給它讓路。人們心懷恐懼，戰慄蜷縮，忘記了所有的爭吵、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志向，直到這場暴風雨過去。[11]89」 二 在古代社會，由自然災難導致的社會動盪通常會轉化為信仰的危機。當瘟疫這樣的災難不期而至時，惶恐失措的人們一般會求助於在社會上占有主導地位的宗教，要求它解釋災難因何而來以及如何應對。如果該宗教無法給予較好的解釋並採取有效的救助行動，人們對它的信仰就會動搖，進而出現普遍的社會信仰危機。瘟疫大爆發時期，古羅馬的異教就面臨這種困境。 蒙森曾指出：「(古代)義大利人敬神，最重要的是以神為工具，達到非常具體的世俗目的。」[12]158當可怕的瘟疫肆虐時，人們的第一反應通常是向眾神的代言人——祭司求助。然而，那些祭司往往「對此一無所知」，「說不清為什麼眾神會降下如此大的災難，只有搖頭嘆息的份兒」。更糟糕的是，許多祭司與官宦、富人一起逃離疾疫流行之地，使緊張不安的人們愈發惶恐。於是，民眾只有直接向眾神求助，如阿波羅、埃斯科拉庇俄斯(羅馬神話中的醫神)、密涅瓦等，甚至也向外國神求救，如庫柏勒(土耳其象徵富饒豐產的女神)、伊西斯(古埃及神話中司婚姻)、農業女神等。然而，這些神靈並未向苦難中的人們提供任何救助。 在現實生活中，「醫治人們身體」的醫生則是人們求助的直接對象。然而，古羅馬時期的醫學並不發達，醫生們對引發瘟疫的病菌、病毒毫無所知，自然無法採取正確的治療措施(可能採取過隔離病人的措施。但是由於資料的匱乏，我們無法確知)。他們帶給病人的往往「不是醫生的治療方案，而僅僅是朋友的慰藉。」[13]89許多醫護人員不是在瘟疫中死去，就是逃離疫區，例如著名的蓋倫醫生在166年發生瘟疫時匆匆逃離⑤，一直跑到鄉村的佩爾加姆[13]143。 失望之餘，人們開始把希望寄託到「醫治靈魂的哲學家」的身上。然而，令他們同樣失望的是，身穿大氅的哲學家們面對大瘟疫，只是一味地埋怨「社會在衰老」和道德的頹廢。正如科克蘭所說：「當致命的瘟疫蹂躪整個帝國的時候……那些詭辯者卻含糊不清地胡言亂語，說什麼在衰老的世界裡，美德消耗殆盡」[14]155。因而，他們同樣無法給人們以合理的解釋和應對之策，也不能賦予處在生死關頭的生命以絲毫的意義。 一向自稱多神教化身的羅馬帝王也想方設法消除瘟疫。安東尼瘟疫期間，哲學家皇帝馬克•奧里略親眼看到當時篷車、推車、馬車日夜把死屍趕運到城外去。他信奉的「不可戰勝的太陽神」只是任由這位善良的皇帝在「這個神秘莫測的敵人面前很是無助。[6]429」他甚至命令異邦信仰的祭司為羅馬祭祀，祈求外邦的神保佑羅馬。諷刺作家琉善提到他聘請假先知亞歷山大發布「神示」：「福玻斯，那長發的天使，會驅散瘟疫的雲霧![15]236,,但隨之而來的卻是饑荒、洪水、傳染病、戰爭，使他的統治搖搖欲墜。最後.他採信了當時流行的說法：由於基督教蔑視和否定羅馬的眾神，引起他們的震怒而降下這些災難。於是.他下令搜捕基督徒並加以殘害。西普里安瘟疫期間，皇帝德修斯(Decius公元249—252年)也採取了迫害基督徒的策略，並成為「第一個全面地開動國家機器到處搜捕和迫害基督教徒的皇帝。」[16]53在接下來的10年中，無數的基督教徒被殘害致死，包括許多著名的教會人士，如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主教西科斯特斯二世(Sistus Ⅱ)、主教弗魯克圖蘇斯(Fructuosus)等[17]100。當然，這種轉移危機的手段只能加劇思想混亂和恐懼，而無益於實際問題的解決。 由此不難看出，羅馬帝國中後期頻繁爆發的瘟疫不僅嚴重地衝擊了帝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各個方面.也極大地衝擊了代表著古典文化的神學、哲學、科學的權威，因而大大地動搖了支撐羅馬社會的精神道德和政府統治的根基。面對傳統信仰的失敗.社會民眾與各團體迫切要求革新傳統的信仰或是轉向其他宗教，這就為基督教乘虛而入提供了信仰的「真空」。 三 古羅馬時期大瘟疫導致的社會混亂使異教與希臘哲學所擁有的解釋自然萬物和寬慰人心的能力基本上宣告失敗。與之相比，基督教應對瘟疫這樣的大災難卻有著難得的心理撫慰能力、救助機制等方面的優勢。 首先，基督教能夠針對現實問題給出較令人信服的解釋，並以富有人性的教義為受難民眾帶來心靈上的慰藉。對於大瘟疫爆發的原因，早期基督教辯護士們給予了這樣的解釋：羅馬人曾經殘忍地把救世主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血腥地迫害基督教陡，而瘟疫就是對羅馬人的錯誤和虛偽信仰的報應和懲罰。例如著名基督教作家奧路西烏斯(Orosius)把安東尼瘟疫看作是對奧里略曾在高盧迫害基督教徒行為的懲罰，並讓他死於征戰的營帳之中[18]659。這些解釋看似有些荒誕不經，但在異教沒有合理解釋的情況下，似乎也能為哀苦無告的民眾所接受。 基督教把個人的救贖作為首要的任務，以其富有理性和人性的教義溫暖處於生死邊緣的人們的心靈，並為他們勾勒出一幅今生與來世的美好圖景。在基督教教義里，「義人必因信而生，」⑥「要愛鄰舍如同愛自己：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⑦。」這些樸實的教義允諾人死後可以復生。而且給予真誠改悔的罪人以永久的喜樂，這讓極度恐慌的受難者從基督教中看到了其他宗教信條中無法看到的希望⑧。早期教父西普里安意識到基督教勝過異教的這種優勢，他在251年的一本著作中曾以慶祝式的筆調寫道：「這瘟疫，這疾患是多麼地合宜，多麼地必要啊!看上去恐怖致命，卻檢驗了每一個人是否公義，細查了人們心中的意念。」⑨督教史家麥克尼爾的評論更是精闢入里：「對於基督徒來說，他們有一個超過異教徒的優勢：他們的信仰使生命變得更有意義，即使在突然間驚怵地面對死亡時，也是如此……哪怕是劫後餘生、各自分散的幾個人，勉強逃過了戰爭和瘟疫(也許兩樣都逃過了)，也能立刻想到失蹤的親友在天堂安然居住的景象，感受到一種慰藉，使心靈溫暖，使身體復原……所以，基督教是一個包括思想與感情的系統，完全適合於動盪的時代。」[19]108 其次，基督教「不僅有助於精神上的安慰，而且對實際生活的災難許以援助和給予真正的幫助[20]695。」如果說充滿仁愛的教義從心靈和精神方面慰藉了困頓不堪的人們，那麼基督教積極行醫布道和廣泛的社會網絡救助才是真正戰勝異教的「法寶」。在基督教教義中，治病救人、捐贈和濟貧等是主要義務。《路加福音》中記載了20件有關基督的「奇蹟」，其中只有3件與醫學無關。據說，基督曾授予12弟子和70門徒戰勝一切惡魔和治癒疾病的力量和權柄。在基本上是靠訴諸超自然力量對付疾病的時代里，這代表神最真誠的干預，能夠治癒疾病甚至戰勝死亡。在瘟疫肆虐、死神橫行的時期，這使得哀苦無告的大眾對基督產生了狂熱的崇拜。 更為重要的是，在迫害基督教的社會氛圍中，基督教會面對可怕的瘟疫，進行了無私的救助和適時的布道宣講。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基督教會的救助範圍不斷地擴大。到3世紀中期，分散的基督教社團已發展為一個固定教會，能夠供養1500名鰥寡和窮人[21]。教內設立專職人員用教會收入的1/4用於扶助貧弱鰥寡孤獨、埋葬病死的陌生人和窮人等。瘟疫期間，基督徒們以殉道的精神，遊走於異教人群之間，奮不顧身地行醫布道，照顧病弱，安葬死者，並為之禱告。但我們應該知道，「正是基督徒耐心地送他們到他們口中的羹湯，而不是基督徒為他們獻上的禱告」治癒了那些無依無靠的人[11]112。因為在社會日常救助體系陷於癱瘓時，對病人哪怕是最基本的照顧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死亡率(現代的醫療專家也認為，即使沒有任何藥品，對病人最基本的生活照料也能使死亡率降低2/3以上)。基督教徒甚至拿出自己僅有的物品為死者舉辦一場體面的葬禮。他們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把仁愛和善良的價值觀迅速地植入普遍缺乏社會服務的帝國社區內⑩。這引起了致力於復興古典文化和傳統宗教的「叛教者」皇帝朱利安的不安和妒羨：他曾讚揚「加加利人」(對基督徒的貶稱)的美德，督促傳統宗教教會的慈善行為務必要趕超基督教.但是似乎沒見任何成效(11)。 基督教徒的救助行為可以從西普里安、狄奧尼修斯和優西比烏斯的書信中找到較為可信的證據。西普里安提到大瘟疫期間，北非地區「惟有基督教會的人。不但不掠奪、躲避或漠不關心，而是對病而未亡的人。盡心尋找最好的方法來幫助他們，使其復原：對於已死者，則憑著自己的良心，掩埋其軀體。也避免腐壞的屍體發生傳染的疾病[22]32-33。」狄奧尼修斯在信札中也熱情洋溢地讚美了亞歷山大基督教徒的獻身精神：「他們毫不考慮危險，擔當下了照顧病人的任務.盡力滿足病人的一切需要，並且還為之宣講基督的教恩。他們與他們所照顧的人一道，滿懷平安與喜樂地告別了地上的生命，因為他們從別人那裡染上了瘟疫。……他們的死亡乃基於堅定的信仰和虔誠，從任何方面都不亞於殉道[8]185。」而驚懼於死亡的異教徒卻是在「瘟疫剛一傳開，他們就把傳染上的人一腳踢出去，哪怕是自家的親人，他們也棄之不顧；在家人還沒死的時候，就往路邊一扔。那些無人掩埋的屍體，在他們眼裡就像骯髒的泥土一般[3]348。」狄奧尼修斯等人作為基督教教父在言論上定有貶損異教之嫌，但由於他們當時參與了對病人的救助，其記述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實情。總的來說，大瘟疫期間，「基督徒為民眾所做的事比任何其他與之競爭的高級宗教、帝國當局或市政當局都要多[23]116。」 基督徒在大瘟疫期間的所作所為使人們「對基督教徒的流言中傷完全變得不足為信」，皈依的人數迅速增長。例如，西普里安和與他在一起的教士們在北非地區每天要為200-300人洗禮[24]20。有學者估計，在君士坦丁大帝(公元288?—337年)時代基督徒人數達到了總人口的1/10(大約600萬)[25]234。313年，君士坦丁頒布基督教合法化的米蘭敕令(11)，並在臨終時皈依基督教，這些都使基督教潛在的優勢逐漸化為了信仰的勝勢。最終，392年，皇帝狄奧多西規定，禁止異教崇拜，違者將與叛逆與瀆神同罪(13)。至此，十字架的旗幟在戰神瑪爾斯和太陽神阿波羅的廢墟上真正地豎立起來。 四 在羅馬帝國中後期社會危機四伏的年代裡，頻繁爆發大瘟疫促使人們就人的今生和來世的意義問題向異教提出了更嚴峻的拷問，而後者無以應對。基督教則以超越利己的教義和救助貧弱的行動.形成了對異教的強大挑戰能力。它在瘟疫期間迅速擴大了自己的影響，皈依者日益增多，加快了它戰勝對方的進程。對此，有些人甚至認為，如果羅馬不是由於瘟疫的打擊，「基督教就不能那麼快地成為一種世界性的力量，也肯定不會成為現在這樣的形式[24]29。」當然，基督教的興起有著複雜的多層原因.瘟疫顯然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但是，古羅馬時期頻繁爆發的瘟疫的確為基督教的興起提供了「主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發展機會[11]115。」這也是它對人類社會產生的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之一。 注釋： ①例如愛德華•吉本的基督教成功五因說。參見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上冊)，黃宜時，黃雨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273；阿諾德•湯因比的基督教濟貧救助行動和殉教者的虔誠和熱忱說也很有見地。參見[英]阿諾德•湯因比：《一個歷史學家的宗教觀》，晏可佳、張龍華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16。國內有學者認為，基督教興起並成功的原因是它比異教有著很多優勢因素。參見劉林海：早期基督教的命運，河北學刊，2008(2)；劉愛蘭：基督教與羅馬帝國的衰亡辨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004(4)。 ②美國學者羅德尼•斯塔克從社會學的角度探討了瘟疫在基督教興起中的積極作用。參見羅德尼•斯塔克：《基督教的興起：一個社會學家對歷史的再思》，黃劍波、高民貴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③麥克尼爾(McNeil)認為當時羅馬社會十分的落後，推測在這一次瘟疫中死亡的人數要超過7％～10％，大約占總人口的1/4到1/3。參見 McNeil William H,Plagues and Peoples.Garden City，NY：Double-day，1976：356. ④這裡指的是安東尼王朝的馬克•奧利略原計劃對Marcon-mani的戰爭因瘟疫而被推遲。當公元169年戰爭開始後，無數日耳曼武士染疫而死；與君士坦丁共治的帝國東部皇帝馬克西敏在對亞美尼亞的戰爭中也因瘟疫而失敗。 ⑤後來，蓋倫被皇帝奧里略召回，但不幸死於此場瘟疫。這也是他對這次瘟疫記載極不完整的主要原因。 ⑥《羅馬書》，1：17.參見《聖經：新約》[M].南京：中國基督教協會，1995，第247頁。 ⑦《路加福音》，10：27-28.參見《聖經：新約》[M].南京：中國基督教協會，1995，第247頁。 ⑧異教認為，人類與超自然之間是一種互相利用的交易關係。羅馬後期的諷刺詩人琉善在《演宙斯的悲劇》中，指出夜夢之神摩摩斯指責眾神只不過是坐在天上凝目而視，察看是否有人獻祭，在祭壇上焚燒犧牲，而對人間之事放任自流，任憑時運安排。(參見呂大吉：《西方宗教學說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61頁。) ⑨Cyprian.Morality 15-20[M].Roy J Defeerari edited.New York：Fathers of the church.1958：251. ⑩羅馬也有行會性質的協會，比如負責內部成員的喪葬事宜的互助性協會；也有政府性質的救助制度，如貧兒補助金(alimenta)制度，圖拉真將其推廣到行省，後因帝國社會危機而無力繼續推行。 (11)Julian Ⅲ.Translated by WCWright，Leob Classical Library，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0：123，文獻中是這樣記載的：就連帝國後期的「叛教者」皇帝朱里安也「讚揚」基督徒的慈善和獻身精神。公元362年，他給加拉太異教大祭司的信中抱怨說，異教徒實在需要在美德這方面趕上基督徒，因為近來信仰基督教的人越來越多，原因是基督徒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即使這種高尚是做作的」，「那些不敬神祇的加利利人不僅照顧他們自己的窮人，即使是我們的窮人，他們也一概幫扶。不過大家也都看到了，窮人從我們這裡確實得不到足夠的援助。」 (12)學術界普遍認為313年的米蘭寬容敕令標誌著基督教徒受大迫害的終結。其實，君士坦丁的敕令對帝國東部的馬克西敏並沒有很大的影響。 (13)Cod.Theod[M],XVI.1.2.轉引自威利斯頓•沃爾克.基督教會史[M].孫善玲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148。原文參考文獻：• [1]王延慶.瘟疫與西羅馬帝國的滅亡[J].齊魯學刊，2005(6)：60-64.• [2]塔西佗.編年史(下)[M].王以鑄，崔妙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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